今天，是“人民的好医生”、全国劳模、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重庆中山医院老专家王安定90岁生日，为更好地弘扬我国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良好医德医风，用王老高尚的人格、人品影响年青一代，本报特转载杨开华同志1995年发表在《中国卫生》杂志上《一个医士与一位抗日将军的情缘》一丈，以期读者对王老有更多的了解.

   1946年7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统把在贵州息峰的单位全部迁往重庆。杨虎城一家，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孩子，副官阎继民、张醒民一同被迁到重庆继续囚禁。到重庆后不久，杨虎城开始感到胸口下疼、难以进食，开始，特务们以为是胃病，不给找好的医生检查治疗，每当杨虎城疼痛难忍时，特务就给健胃药或“大健皇丸”等服用，致使病情加重，特务才不得不将杨虎城送到四一医院（中美合作所特务医院）治疗，后又由中央医院派医生负责治疗。当时，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的王安定就参加了对杨虎城将军的治疗工作。

   今年已八十高龄的王安定老医生，是一个有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是重庆医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著名胸心外科专家，也是我党在50年代在重庆地区首批培养和树立优秀知识分子典型。几十年来，他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和良好医德为成千上万的病人治好了病，恢复了健康，挽救了无数垂危患者和生命，便他都无法记记住那些可亲可爱的病人，唯独为抗日将军杨虎城治病这件事却牢固地记住自己的脑子里。在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老医生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当年为杨虎城将军治病时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他以对杨虎城缅怀和崇敬之情向笔者回忆了当时的经过。

   那是1947年夏天的一个晴朗早晨，我同内科主任高学勤、外科主任陈仁亨、总住院师腾健耀一起在医院食堂吃早餐，这时，内科主任高学勤神情紧张地示意我们围拢点，说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秘闻”。他说：“昨天，我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看了一个神秘的病人。”我们一听，顿感惊诧。：“我是被人蒙住眼睛送去的，上车后，根本不知道开向哪儿，一直到了这们神秘病人跟前，眼睛上的黑布条才被揭去。后来，我给这位神秘的病人做检查，从检查中对这个病人有了点初步印象：大个子，肚微凸，身材魁梧，听口音像西北地方人，着一身蓝布长衫，待人平易近人，凭感觉好像是个军人。由于事先被交待，我的任务只是看病，不准问病人姓名、哪个地方人、人哪儿来。看完病，我又被蒙住眼睛，由专人专车送回中央医院。”

   听完高学勤主任的这段神秘经历，我们几个医生更是疑团满腹，谁也猜不出这个神秘的病人到底是谁。还是总住院师腾健耀反应快，他根据高学勤的描述，很快找来一本书，翻开书中一张照片让高辨认，高盯着照片仔细端祥了一阵子，然后以肯定的口吻说：“没错，就是他。”神秘病人之谜被揭开了，原来是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正在重庆蒙受千古奇冤！对此，我们这几个中央医院的医生也都感忿忿不平！不久，我们几个也同这位神秘的病人打上了交道。我们也被同样告之，在病人面前，不准问姓名，不准问是哪里人，不准问从哪里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经过我们认真检查，确诊了杨虎城将军患的是胆结石病，须手术治疗。但当时气温渐高，为防感染，决定先行保守治疗，待秋凉后再做手术。到了九月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同意我们去四一医院为杨虎城做手术。中央医院随即排出了手术最佳阵容，主刀：外科主任陈仁亨；第一助手：总住院医师腾健耀；第二助手：外科医师黄自强（后为国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我管麻醉。手术的前一天，我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第二天，军统派了两名特务跟着我们，由专车把我们送到医院。其中一个操渐江口音的特务几乎是一步不离地跟着陈仁亨主任。我们几个十分气愤，医生给病人做手术还被监视！到了四一医院后， 我们直奔手术室，这时，杨虎城将军已躺在了手术台上，陈仁亨主任带我们给进行了检查，查看了手术室的准备情况，然后，就同两个助手到外室洗手去了，特务也跟着到了外室，因我要打麻醉，屋里只剩下我和杨虎城两个人。这时，杨虎城见没有特务，就抬起头来，神情略显不安地问我：“手术可不可靠？麻醉可不可靠？”我听出了杨将军问话的话外音，于是，我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道：“药品、器材都是我们从中央医院带来的，还没开过包，”说完，我又补充一句：“这些药品和器械都是我亲自准备的。”杨将军听了我的回答后默默地点了点头、神情遂转安宁，然后向我说道：“哪就开始麻醉吧。”

   手术从早上九点钟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钟才完。手术是成功的，当我们几个参加手术的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大家都为解除了这位抗日大功臣的病痛而感到欣慰，说到这里，王老医生脸上溢出一股惬意的神色，仿佛在细细地品味当年为杨将军做完手术的那种感觉。

   “那么，手术之后的情况呢？”笔者接着将王老的回忆引向深入。

   手术后的杨虎城将军在四一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由留下的黄志强医师负责专护。出院后，又由外科主任陈仁亨定期去杨家山为杨虎城查看身体情况。时间到了第二年，陈仁亨要出国，他带我去了杨家山，并拜托我今后替他来这里为杨虎城将军检查身体。这一次，我们进中美合作所与第一次路线不同，车子开了很长时间，才在一个有坎子的地方停住，往上一点，就是杨虎城被囚禁的住处，我大略看了一下，估计有一个班的宪兵住在这里。我们很快进了杨将军的住处，其它屋不准看，杨将军这一间分为外屋一间、里屋两间。外屋放有一些过期的中央日报和少量的古书，其它什么也没有。一名特务跟着陈仁亨主任进入杨将军睡觉的屋里，我在外屋等候。一会儿，陈仁亨由特务跟着出来了，陈出来时把听诊器递给我，要我也进去看一下，我随即进到了将军屋里，见到将军后，我觉得我们双方内心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似乎谁也说不清楚。我很认真地为将军检查了身体，完后，我大胆地问将军，有没有什么信息要我帮忙转达，或有什么事需要我办，我一定设法相助！将军万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显得即惊异又动情：因为自将军被国民党军统囚禁以来，曾多次托一些前来探望的达官贵人带过信，但一次次都石沉大海，今天，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医生却敢冒风险主动提出要为他带信怎能不使他惊异和激动呢！眼看我欲为将军做一点事的愿望就要实现，可是，片刻之后，杨将军抬起了手，向着我反复重摆了五六下。顿时，我已猜到了将军心中的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将军必定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对于蒋介石和军统那一套他是十分清楚的。更重要的是，将军是不忍让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医生为了他而去冒那么大的险，将军的态度使我对将军的人格与情操有了更深的体验，联想到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盖世之举，我从内习深处更加崇拜将军了。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解除将军生理上的痛苦却无法祛除将军心灵中的痛苦而深感愧疚。想到此，我不免对将军的处境更加同情和担忧起来！尽管未能成全我的一片好意，但想为将军做点什么的念头仍顽强地存在着。终于，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让病人与医生在一起吃顿饭。我想，这也许多少可以排解一下积压在将军心头太多的孤独情绪。 时间给了我一个机会：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留下吃饭，碰巧，这天中午吃饺子，很合杨将军的胃口，我见杨将军从屋里走出来，便走上前去拉着杨将军的手说：让我们在一起吃顿饺子吧，说完，我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杨将军，希望杨将军能同意，哪知，将军还没表态，在
   一旁监视我们的特务却过来干涉，硬是不同意我们和将军在一起吃饭，我好生气，心理暗骂：连医生和自己的病人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允许，这小特务也太不近人情了！没法，我和陈仁亨主任只好自己吃了，这顿饭，我们吃得闷闷不乐。

   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杨将军独自一人在下面坎子里来回踱步，低着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多少年，这个情景异常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没想到，这竟是杨虎城将军留给我的最后一次印象。

   我从杨家山回到中央医院后，就再也没去杨虎城将军处了。我猜测，一定是我同情杨将军的行为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特务们担心出事，才不让我再去杨家山的。

   一年后，杨将军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戴公祠松林坡，消息传来，我悲痛异常，虽然我作为一个医生仅仅为将军治过病，与将军并未有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关系，但通过圣洁的无影灯，通过履行一个医生的天职，我与将军结下了一段情缘。在谈话结束之时，王安定老人深情地说：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我就觉得，这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慰藉。　 杨开华　文